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速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

2019-11-30 18:55:01 来源: 网络

你好,我是魏森。今天我们将谈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在前一节中,我给出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些数据和事实。从这些事实和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在短短的40年时间里,中国几乎经历了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经历的200年发展。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人怀疑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关头,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里发展如此迅速。增长的驱动力和促成因素是什么?一旦这些问题得到澄清,中国未来应该走的道路就会被理解。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和驱动力是什么?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和驱动力大致如下:

首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可以归因于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即市场经济的存在。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回顾1978年的改革历史,我们会发现我国已经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一开始,经济学家们就讨论了计划调整和市场调整,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然后是计划商品经济。直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才最终确定,中国经济才迅速腾飞。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增长路径见图1和图2。

▲图1。195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轨迹

图2 .1978年以来中国的三次改革开放和三次经济起飞

从图1和图2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过去的40年里,随着三大改革开放,即1978年的土地承包、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实现了三次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和年增长率的增长轨迹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根据上述证据和多年的研究,近年来我利用每一个场合来说,在人类历史上可以找到的三种资源配置模式——即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唯一能够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模式。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自然经济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增长。从1917年10月革命后第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转型,当代世界历史充分证明,在计划经济下实际上没有多少经济增长,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更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越南等国家的中央计划体制实验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无论是西方世界近代的崛起,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始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才能有相对较快的增长。就此而言,中国自1978年以来4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是“市场化改革红利”的结果。只有有了市场机制,才能激励企业的发展,激励全社会的每个人通过市场交易致富和增加福利,激励无数企业家的崛起,激励政府官员采取政策和措施促进市场化和所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没有市场导向的改革,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也不会有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首先应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

近30年来,市场化改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巨大的主导作用,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视为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就此而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60项改革主要围绕着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市场改革、建立和完善法治体系的大方向。它们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和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因此,我们不能对中国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有任何怀疑、犹豫和动摇。

1993年11月14日,

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

图为江泽民和其他人进入会场。

其次,在强调市场化改革在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中的作用的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或忽视中国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文革”后期,当全社会意识到计划经济不是人类社会可行的资源配置制度时,中国政府的政策措施也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不断放松对市场经济的控制和抑制,直到各级政府把发展市场经济作为首要目标。因此,自1994年以来,各级政府不再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阻碍和抑制力量,而是巨大的推动力。事实上,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是吸引投资的竞争,而是市场化改革的竞争。40年来,中国形成了今天独特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各级政府和各地区政府在市场化改革中的竞争和各种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措施的引入。

当然,这种极其独特和罕见的历史现象,即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几乎所有政府官员都致力于经济发展,在过去40年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政府官员腐败现象普遍存在,社会收入分配与社会财富占有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在这方面,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能不是许多经济学家所呼吁的投资型和出口型经济增长方式向依赖国内消费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是主要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发展中政府,从各级政府的“发展与贸易公司”向服务型政府和注重发展民生、改善民生的政府转变。从一个国家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来看,投资的下降应该是市场化条件下的企业自主经营:当投资回报率下降时,企业不赚钱,新的投资机会和行业越来越少,房地产开发周期饱和,中国的投资率自然会下降。随着海外出口机会越来越少,困难越来越多,外贸出口增长率自然会停止增长甚至下降。如果政府的职能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自然会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一点,但社会会更加稳定和谐,我国会慢慢建立一个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第三,改革开放后40年的快速增长与中国引入市场机制后中国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壮大有关。特别是1994年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后,中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国民营企业超过2700万家,个体企业超过6500万家,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支撑着“中国经济的一半”。同时,民营经济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综上所述,民营经济具有“56789”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和70%以上的技术创新。据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统计,民营经济在城市就业中的比重超过80%,而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超过90%。根据财富500强的数据,2016年入围的私营企业数量从2015年的6家增加到16家。在中国企业联合会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2011年至2016年的6年间,民营企业数量从184家增加到205家,占比从36.8%上升到41%。从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2016年8月公布的“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来看,民营企业500强的门槛为101.75亿元,突破100亿元大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也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的时期。

▲中国民营企业可能从经济改革中受益最大

资料来源:美国全球投资者

第四,中国在过去4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密切相关。20世纪下半叶以来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腾飞之时,在一个拥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大国,受到中国各级政府和各地区“促发展”政策以及千方百计吸引外资政策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香港、台湾、新加坡等海外华人资本和企业的涌入,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第一阶段的助推火箭。在外资进入带来的现代制造技术、现代企业组织和企业制度的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大量民营企业也迅速崛起,共同推动了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已经成为过去10年中国经济快速起飞的第二级助推火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10年中,中国的净对外贸易出口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然后下降。近年来,甚至2011年后的贡献率也是负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出口的快速增长对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什么或根本不重要。相反,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形成和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腾飞的最大和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其贡献甚至可能大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

根据以上判断,近年来我一直认为,21世纪初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为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国迅速加入全球制造业分工,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因此,过去20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不仅以极高的速度增长,通过出口总量的迅速扩大直接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起飞,而且通过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刺激和推动了中国与对外贸易出口有关的私营甚至国有企业进行大量投资,并投资于发展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和保税区的建设,这些项目遍布全国各地。以及与外贸出口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港口、机场、造船、物流、高速公路、通信网络和互联网建设,最终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没有时间对不同部门进行估计和统计,但直觉判断可以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与外贸出口相关并直接受外贸出口驱动的工业投资、科技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比仅与民生和政府公共设施相关的国内净投资(包括政府建筑、大学校园、科研机构和商业建筑建设引起的投资)对中国过去20年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贡献更大。总之,没有过去20年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过去20年就不会有经济的快速起飞,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第五,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的快速增长也与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的计划经济中发展水平低和欠发达密切相关。我们在上一节课已经指出了。经过28年的计划经济试验,到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47元。从如此低的经济发展起点开始,只有40年的高速增长。换句话说,到1978年,中国的经济落后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后发优势。一旦市场经济机制被引入改革,一个具有赶超强烈愿望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得到推动,外资将进入,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带来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这也是因为中国经济从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47元的低水平起步。即使4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9.4%,中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有9732美元左右,与西方国家和东亚四小龙仍相距甚远。我们也应该对此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2009-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较数字。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第六,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离不开中国人民的商业精神和工艺精神。2006年访问哈佛大学期间,作者探讨了中国商业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撰写了我的《哈佛第四册:解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之谜》。香港大学的戈登·雷丁教授和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伯杰(peter berger)几年前通过对经济学家关于中国过去30年快速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理论”和张五常先生的“中国市场体系优化理论”的全面论述,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精神”。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也表示,“中国人智商最高,所以一旦中国人解除制度限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作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

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

“如果我们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或者放在一起看,也许我们可以大致把握中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脉搏。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上述三种理论解释,乍一看似乎互不相干,实际上有一些内在联系,在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具体来说,正是由于中国人的高智商,大量中国企业家、经理、商人、销售人员和生产者将拥有超强的商业头脑、敏锐的商业意识和惊人的“工艺精神”,这将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服务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高度竞争的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正是因为中国企业家、管理者、商人和智商极高的生产者具有如此敏锐的商业意识和商业头脑来准确判断商业机会,他们才会充分利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历史机遇中的各种“制度差距”和“制度差距”,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的大大小小的“商业王国”,从而不仅走出自己的家乡和省份,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中国近年来逐渐发生的社会制度变迁过程中,这些具有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销售人员和生产者不仅是制度变迁的获利者,也是当前中国工商业实践和规范的实践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实际市场体系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和与其他竞争对手及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壮大自己的企业和商业王国,同时也实际上为当前中国市场运作创造了市场秩序和游戏规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大陆各种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的数百万企业家、经理、经理和生产者是张五常先生判断的“目前中国最合适的市场体系规则”的创造者(韦森,2008年,第229-230页)。

在《解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之谜》一文发表十多年后,作者仍然认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商业精神和工艺精神。也就是说,一旦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解除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中国经济的崛起将是必然的自然结果。此外,根据林毅夫教授的研究,在二战后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超过7%的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4个是中国国家和社会,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我的判断。目前,这一判断显然无法用测量方法准确验证,也难以对因果关系进行理论解释。然而,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无疑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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